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和發展之初，各項工作千頭萬緒，斗爭形勢十分復雜，為什么從一開始就重視黨校教育？回顧百年黨史，不難看出，這是因為建黨之初黨員構成及形勢任務的歷史必然，更是黨的性質宗旨的客觀要求。

黨員構成及宣傳教育的歷史必然

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，舊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，與之相應的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教育，不可能為中國革命、為黨的事業準備干部和培養干部；黨成立之初的成員來源，主要是貧困農民、產業工人，要使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，并自覺地運用這些理論開展革命斗爭，必須首先對他們進行革命的理論武裝；黨的初創階段，各地黨組織十分重視發展黨員，但也出現了只求數量、不求質量的傾向，黨內不時出現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，如不及時解決，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。

因此，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，就認識到對黨員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團體（工會組織、農會組織、青年團員等）進行先進思想宣傳、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，自覺地把黨員教育作為重要工作，有目的、有計劃、有組織地開展黨內教育。

一開始，黨內教育是通過黨的小組，或因時因地舉辦工人夜校、自修學校等途徑來實施的。1921年7月，黨的第一個決議提出，“因為工人學校是組織產業工會過程的一個階段，所以在一切產業部門應成立這種學校”“工人學校應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”“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”。黨的二大通過的《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》指出“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。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訓練”。1922年2月，黨在上海創辦平民女校，李達任校長，教員多數由黨員義務兼課。1922年，黨積極參與創辦上海大學，鄧中夏任總務長，瞿秋白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，多名黨員任教，培養很多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其時，上海大學實際上已成為我黨在上海培養干部的重要高等學校。

1923年11月，黨的三屆一中全會通過《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》，文件提出，要采取多種形式加強黨員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、黨綱黨章的宣傳教育，加強黨員對時事政治的討論以及對中國現實問題的了解，要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集體主義人生觀教育黨員和群眾，反對個人主義。1926年，黨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創辦勞動學院，鄧中夏任院長，劉少奇等擔任教員。此外，國共合作時期，在黨的領導下，黃埔軍校、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也為黨內教育和革命力量的培養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與此同時，黨員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教育培訓，也得到了當時蘇聯等國際力量的支持。1925年，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支持下，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，后與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部合并，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，培養了鄧小平等一大批黨的領導干部。

黨的性質宗旨和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

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，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、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初心使命，必須始終保持其先進性和純潔性。但建黨之初的形勢卻不容樂觀。其一，第一次國共合作客觀上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積極發展，黨的影響得到擴大，黨的隊伍也因此得到發展壯大。但黨員隊伍的急速擴大，新黨員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，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真正的了解。各種“左”傾、右傾思想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。其二，國共合作的形式是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內工作。這種在國民黨內部合作的形式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黨自主開展活動，影響了黨的作用發揮，也使共產黨面臨可能忽視自身建設被國民黨同化、進而喪失自己獨立性和純潔性的危險。其三，共產國際在國共合作時期，在實際工作中倚重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，而共產黨自身則片面執行共產國際的決策指示，出現了許多矛盾。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采取敵視、排擠、限制等方式。這些因素，使黨認識到在國共合作中保持獨立性、加強自身建設的必要性。

早在1923年，劉少奇、任弼時等就在湖南安源開始了創辦黨校的探索。1924年5月，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執委會第一次擴大會議，這次會議的根本目的，就是總結國共合作以來的工作，研討如何正確處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，加強黨對工農運動的領導，克服日益普遍的右傾思想，鞏固和加強黨的組織。會議決議指出，“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，而且要急于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”。1925年1月，黨的四大進一步強調，“設立黨校有系統地教育黨員……對于主義的深刻認識之必要”。1925年9月，中央四屆二次執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開辦黨校的問題，強調“各地黨組織開辦黨校……確是一種重要工作”，并要求各地開辦區委領導的高級黨校和地委領導的普通黨校。1926年2月，黨中央特別會議通過《開辦最高黨校問題的決定》，明確提出“在北京及廣州各辦一長期黨校”。根據中央部署，各地開始進行了開辦黨校的探索。如北京地委、上海區委、廣東區委、湘鄂兩區委分別或合辦了北京地委黨校、上海區委黨校、廣東區委黨校、武昌高級黨校。1926年，上海區委還開辦了一所高級黨校和一所初級黨校。

這些黨校分別開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、政治經濟學、階級斗爭史、世界革命史、國際共運史等課程。中央則加強對各地黨校工作的領導，提出了分級設置黨校、分類培訓干部的基本方針，規定了黨校教育的主要內容，明確了學員邊學習邊工作的原則，組織編寫黨校課本和教學大綱、教學方法、參考資料等。

地區性黨校的創辦及其取得的成績和積累的經驗，為中央層面上創辦黨校打下了堅實的實踐基礎。1927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，黨中央駐地遷移到武漢。4月，黨的五大決定在武漢創辦中央黨校，并在中央機構中新設“黨校委員會”，這是黨的歷史上、黨的組織系統中第一次出現的新機構。

隨著中央蘇區的建立，舉辦黨校成為蘇區黨的建設重要任務之一。1931年11月，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創辦蘇區中央局黨校，任弼時任校長。1933年，中央局從上海轉移到蘇區，同年3月，中央局以蘇區中央局黨校為基礎，開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，這是中央黨校的前身。在一年半時間里，舉辦了初級班、中級班、高級班，培訓大約300多名干部。1934年10月，紅軍長征后停辦。1935年11月，即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，中央黨校在延安復校。1943年，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。延安時期，中央關于黨校教育的基本方針、基本任務、教學內容、班次設置、學員管理等基本形成，黨校教育制度化、系統化、規范化已見雛形。中央黨校也成為高中級干部的集結地，成為培養革命骨干的大搖籃。之后，從河北平山縣李家溝到香山碧云寺西跨院，再到由中央至省市縣覆蓋全國的黨校系統，中國共產黨重視黨校教育的優良傳統，不斷發揚光大。

信息來源：學習時報

編輯：李敏